历史趣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 你不知道的真相

作者:大事记 来源:大事记 我要评论(0) 浏览(780)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这是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不过,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并不全面。

       比如,教科书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你现在拿枪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你会怎么样?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从蔡元培的反共谈起

  蔡元培以前虽然也参与过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当北大校长的时候,还把炸弹搁在办公室里,但史学界都认为他个性忠厚,为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

  他的学生柳亚子就曾这样说过:

  “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关于蔡元培的“动火气”,历史上还有记载。

  1927年3月6日,吴稚晖询问陈独秀: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陈独秀回答:二十年。吴稚晖转而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话,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愤愤不平。”

  可想而知,能够让这样一位好好先生“也很愤愤不平”地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老蒋决策清党大计,而且还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追捕,这火气还不是一般的大。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①: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3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4月9日,蔡元培又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严词指责武汉政府的非法性,历数其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行文至此,有人会问:那蔡元培为什么会一改往日的温柔,如此积极地反共呢?吴稚晖要“清党”,他就要开除中共分子;吴稚晖要“查办”,他就拿出中共搞破坏的证据。是因为他个人有私仇?还是上了老蒋的当?

  其实都不是。

  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而且关系还不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就在清党开始之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他还带头募捐,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和陈独秀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做过炸弹,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于当他去世以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没有被别人灌迷魂汤。

  君子和而不同。

  尽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但绝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不肯附和。那么,何谓“是”、何谓“非”?立场不同,衡量的标准自然不一样。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当然要反对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共产主义;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当然不赞成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以侵犯人权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要积极“清党“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批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后,仍“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的主要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从蔡元培开始说起,是想说明那个被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实在是糟得很,否则为何连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也要“清党”呢?这不是什么一时糊涂,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没有回旋的余地,后退一步就是当顺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须“叛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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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被逼上梁山

  1927年的那个春天,又把蒋介石推到是战是降的历史关口。

  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就干了一下。

  本来,他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船票、护照、行李都准备好了,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就连一个小小的李之龙都可以限定老蒋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以“叛变革命罪”枪毙他。没办法,为了忍辱负重,他只得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共产主义而死”,以免让人抓到小辫子。

  尽管他手握重兵,可他的嫡系第一军都快被中共党员架空了,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军事首长的命令竟不能生效,党代表甚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主官。而且,控制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他在中央的地位,就跟毛委员一样,是蒋委员,后面还没带“长”。他要北伐,他们就说好啊、行啊,你就率军渡海,从塘沽登陆吧。差点弄出一项创世纪的抢滩登陆战,没把他气晕,就算有运输能力和后勤保障,可那大沽口炮台是吃素的吗?不仅如此,这两位还专门给他罩上“以党治政、以政治军”的紧箍咒,只要一纸决议,就可以让他下岗。

  打国民党的地盘,让共产党做主,还被两面夹攻,左右受气,搁谁受得了?“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1926年3月17日的这段日记,再清楚不过了地表明了他内心的无奈和煎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老蒋想一走了之。

  他的秘书陈立夫后来回忆说:

  在快到长堤码头的时候,我就问蒋先生:“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那是我年轻气盛,并不清楚局势的复杂,所以就顺口问他,蒋先生也未责怪,他听后就吩咐司机开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机再把车开往码头。这时,我又问蒋先生:“如果我们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先生想了又想,最后毅然决然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寓所。”

  于是,随后就有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中共认为这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一起重大政治阴谋,先指使他人,擅自调动中山舰,制造共产党要造反的假象,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打击共产党。

  而老蒋的说法却是: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矫令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以备临时远航,开回广州也不熄火,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乃于二十日清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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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中,历史学家杨天石“各打五十大板”,即:双方都没有阴谋调动中山舰,而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下的假命令,目的在于挑拨国共关系,使蒋介石误信了右派的谣言。

  挑拨之说,以前就有不少。

  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22师党代表)在回忆录中写道:三月二十日事变,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说:“共产党准备暴动。”一面伪造命令,要中山舰开到黄埔听候调遣,蒋介石在由黄埔回广州的途中,看到中山舰向黄埔开动,就信以为真。

  就连当事人汪精卫也这么说:“第一,蒋同志并没有抛弃联俄容共政策,尤其没有抛弃联俄政策的意思。第二,蒋同志以为国民革命是本党的使命,应由本党主持,对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权旁落。以上两点,是蒋同志当时的根本思想。因为有了这样的根本思想,所以听得关于中山舰之一方面的报告,便有触即发。后来虽然知道这一方面的报告,是不实的,但借此裁抑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也未为非策,所以就这样的干下去了。”

  然而,在关于当时到底有没有“倒蒋”计划的核心问题上,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包惠僧回忆录虽涉及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不够明确。他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在上海会着谭平山(笔者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政府农民部部长),我们谈到三月二十日事变,谭平山说:在苏俄从关系方面得着一个消息(或是看见一个文件)说计划调蒋介石到海参葳训练两师军队,如果这一说法有点事实根据的话,那就是汪精卫和季山嘉真有这个计划,所以对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始终是一个‘谜’。”

  因此,中山舰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挖掘。

  凭心而论,事件之后,尽管蒋委员在同志们的拥戴下当选为党主席、军委主席,但他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都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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